人工智能、机器换人，对未来的就业肯定会产生冲击，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也有很多人进一步思考，教育该怎么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进行积极的变革。对于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型人才的职业教育来说，人工智能、机器换人，首当其冲冲击的就是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因此，职业教育的变革，更显迫切。

这可以说是新的“倒逼论”。在这之前，曾有舆论分析，随着适龄生源减少、出国留学人数增多，办学质量不高、缺乏吸引力的高职院校，以及地方本科院校、独立学院、民办院校，将因“生源危机”而面临“关门”风险，由此“倒逼”这些学校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可这么多年过去，这一“倒逼论”似乎效果不大，本应该培养应用技术人才的地方本科院校，有不少并没有回归职业教育定位，还在做着办学术型、综合型院校的梦；而有的高职高专把面临生源危机的原因，归为学校办学层次不高，想着能不能升格办本科。

在笔者看来，新的“倒逼论”，对推动职业教育变革，可能会存在同样的效果不大的问题。所谓“倒逼”，也就是说，到了某一处境，为了生存，不得不改，这本来就有很强的被动意味。

我国社会舆论为何很少提“职业院校办学，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做出变革”，那是因为，这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职业院校办学，以就业为导向办学，关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重视每个学生的就业能力；二是职业院校的办学，有办学自主权，可以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自主调整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模式。当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时，学校办学会主动分析社会需求的变化，进行积极的调整；而当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时，就要靠外部环境“倒逼”，而“倒逼”能否起到效果，也取决是否具备这两大条件。

问题在于，我国职业院校，当下并不具备这两大基本条件，或者说，至少有很大程度的欠缺。先看第一个基本条件。职业院校办学，本就应该以就业为导向，但是，我国相当部分职业院校，却不是以就业为导向，而是以学历为导向办学，不要说一些地方本科院校，把组织学生考研作为教学的重点，几乎把大学变为“高四”，从学生一进大学，就动员考研，并围绕考研开展大学教学，这让学生根本没有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毫无就业竞争能力，只有选择考研一条道，既制造大学生就业难，也制造考研热和研究生教育泡沫；包括一些高职、中职学校，现在也是学历导向，追求职高普高化、中高职贯通、专升本。如果这种办学理念不变，学校会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改革吗？

再看看另一个条件。当社会需求变化时，一所职业学校要敏感地感受到变化，并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做出理性应对，这要求学校必须拥有办学自主权，且有基于教育本位的办学管理、决策机制。但当前我国的职业院校，却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同时，尚未建立用好办学自主权的办学机制。大家所见到的是，有关人工智能的话题讨论很热，可行动却缺失。有的办学者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给教育和就业带来的挑战时，就如一个旁观者。

事实上，这不仅是职业院校（教育）的问题，而是我国整体教育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存在的共同问题。比如，针对当前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倾向，上海交大杨小康教授就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应试教育培养的人才将面临大量失业，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因为“应试教育的刷题训练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训练，在训练模式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人工智能将从就业市场倒逼教育转型发展，进而从各个环节挤压应试教育的空间”。这也提到“倒逼”教育转型发展，可是，如果基础教育不在乎受教育者的能力和素质，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呢？这种“倒逼”有效果吗？而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是，在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之下，学校重视的还是应试训练，因为这样能培养高分学生。

我国教育的唯分数论和唯学历论，制约着我国的教育，去主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而唯分数论和唯学历论，很难靠外部环境变化和技术变革打破，而必须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学校办学制度改革和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通过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引导学校办学安于定位，办出高质量和特色，引导受教育者从关注知识、学历到崇尚能力，尤其是有创新创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