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阻碍中国向近代转型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黄册、赋役制度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

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但是，长期战乱特别是明清易代改变了这种局面。清朝入主中原后，满族人涌入关内。他们大量圈占土地，大批战争俘虏、被掠人口、罪犯家属沦为奴隶。一时间，人口买卖盛行。这摧毁了生产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其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在向农奴甚至奴隶制倒退。这颇具讽刺意味。 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而到这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清代高压导致固步自封

在科学技术上，明代同样处于近代化的前沿，虽然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点逼近。正因为有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知识界中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但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

但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在政治高压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故步自封，导致对新事物的蔑视和拒斥。 康熙三年七月，爆发了汤若望教案。徽州府县民杨光先上书攻击汤若望，甚至极端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乾隆三十八年，罗马教廷解散了耶稣会，由传教士传入西学的过程也随之中断。乾隆五十年，耶稣会的活动得到了恢复，但“西学东传”却一直没有恢复。 　

清入主中原加固旧制度

明中后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同时，明朝政权的衰败、统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但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纷纷集会结社，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 清朝入主中原后，并没有按明代后期的轨道继续前进，相反，它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使本已趋解体的、应该抛弃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遭到扼杀。清代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各朝。《四库全书》的编纂，也使中国文化典籍遭到了空前浩劫。乾隆帝下令，对于“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据孙殿起在《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中的统计，禁毁总数达3000余种、67万部以上，几乎与《四库全书》所收书相埒。这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空前的。

　明清对外来文明态度迥异 明廷对待外国人、外国文化的态度相对是开明的，利玛窦的活动就曾得到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虽是内忧外患，但崇祯皇帝为挽救颓败，对新鲜事物仍持开放态度。 清朝入主中原，将在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重新加固。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康熙年间，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对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妄自尊大，是一个原因；心怀恐惧，是另一个原因。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事态发展的结果十分清楚，清朝的僵化封闭使得中国逐渐落后，最终导致被动挨打局面的出现。可以说，明清易代后，中国已开始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也为两百年后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叩开中国国门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