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头镇算不得一个大镇，从街头走到街尾只需几百步路的路程。镇上只有一条街，街道的路面是用古式的青砖铺成的，坑坑洼洼，一到雨天里面就蓄满了水。街道的两旁零星的散落着几家小店，铺面都陈旧了，如同镇上的庄稼人的打过补丁的衣服。镇上人少，各种类型的店铺也大都只有一家。如此，各家与各家之间没有利益的冲突，邻里的关系也还算和睦。镇子小的好处便体现了出来。镇上人数有限，店主们再怎么勤快也不会有过多的收益，态度再怎么恶劣也损失不了多少。日子过得如同夏日午后的阳光那般慵懒，整个镇子的空气中都弥散着一种颓废的味道。只是，老李头的理发铺好像是个特例。 老李头是整个牛头镇起床最早的人，比斜对门卖早餐的王伯夫妇还要早。他家的理发铺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老李头一直兢兢业业，本本分分地操持着这份祖产。每当晨曦初露之时，老李头总会先将那两扇被风雨侵蚀的如同泼了硫酸的脸一样的木门支开，人们便在这破旧的木门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中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老李头家的理发器具都是祖传的，在手握的地方被一辈又一辈的理发匠磨的如银子般发亮。即便是这样，每天清晨，他也会将它们细致地擦一遍，热满满一壶水，然后坐在那张可以看得清整条街的椅子上点一袋旱烟，静静地等待来客。 这时，人们都起床了。同辈的这时大都出门喂猪，喂牛，喂羊，照料家里养着的牲口，路过门前时总会喊一声“老李”；小一辈的挑着扁担去河里挑水路过门前的总会喊一声“李叔”，桶里的水会随着扁担有节奏的上下颤悠洒在青砖上；再小一辈的孩童很少有起床的，懂事的孩子会帮家里干点家务，路过时也会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李爷爷”。对这一切，老李头都半眯着眼，微笑着“嗯”一声。老李头老伴去得早，留他孤苦伶仃一人十多年。家中只有一个女儿，前年嫁到隔壁村了。现在陪他终老的也只有祖传的这份理发的手艺了。老李头总是念叨，说这辈子没有生个儿子，可惜了这份手艺，到了他这辈，可能要失传了。 老李头的理发技艺好，这是方圆几十里都家喻户晓的。经常会有从别的村子里专程过来找老李头理发的，老李头给人理发，实在。一个脑袋来来回回摆弄两个小时，得前后左右都看着舒坦才可以。因此，他的理发铺也是镇上生意最红火的铺子。要是赶上逢年过节的，来老李头家排队理发的人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总是不紧不慢的忙着，前前后后的看着，和只有一个人来理发一样。大家也知道他的脾性，体谅他的年纪，都乐意多等些时辰。即便是这样，忙一天下来，老李头还是会累的直不起腰来。可第二天他依旧是全镇起的最早的那一个，比上了闹铃还准。人们乐意来找他理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愿意给人刮胡子。城里的理发匠嫌麻烦，早已没有这项服务了。老李头还一直保留着祖传下来的那把剃须刀，每天用砂布磨的锃光瓦亮的。等理完发了，把椅子的后背轻轻地放下来，在下巴上打上香皂，拿热毛巾来来回回的擦，直到起了泡。然后才拿起剃须刀在脸上轻轻地刮，这么来来去去地刮几次，胡子便和香皂的泡沫一起从脸上掉了下来。 日本人占领县城的消息传来时，老李头正在给镇上的葛二叔刮胡子。现在是农闲时节，田里的农活基本都干完了，所以每到午后，毒辣辣的骄阳便会将镇上光脊背的汉子们赶到隔壁杨寡妇的茶水摊上。正是太阳大发淫威的时候，人们背上都裹了一层湿津津、粘乎乎的臭汗，浑浊的汗味夹杂着食品腐烂的味道塞满了整间屋子。与往常不同的是，今日的茶铺内没有了人们吹牛侃大山的叫喊声，每个人像被晒焉了的稻谷苗一样耷拉着脑袋。只有几只苍蝇还在不识时务地发出嗡嗡嗡的飞鸣声。县城易主，国军撤退，现今都人心惶惶，如若此刻发表什么高谈阔论，难保不会被潜伏在暗处的特务绑了起来，丢到宪兵大队去。大家的心都紧张地缩成小小的一团，期待着某种恐惧的降临。然而，恐惧这种东西，并不是你想躲它就会识相地绕着你走的。这玩意儿大多数的时候会像牛皮糖似的粘着你，不知好歹地贴着你。直到把你折磨得一手揪着头发，一手狠命地拍自己脑袋的时候，它才会轻轻地拍着你的肩膀说：“嘿！哥们，我只不过是在和你开玩笑罢了！”不过，这一次它并没有开玩笑，人们的恐惧很快得到了验证。 傍晚人们正准备吃饭的时候，三辆插着红日白旗的卡车停在了镇上的破街上，从车上跳下来的日本士兵闯入了沿街的店铺，顺手掠走一切有用的东西，粮食，猪肉，金银，不疲以及一个个披头散发表情麻木的女人。日本人在确认老李头家已经没有粮食和女人的情况下，顺手将他也推上了车，还让他带上了那套祖传的理发用具。看着卡车消失在一片由车轮带起的灰尘中，镇上的男人握紧了拳头，指甲缝里现出了鲜红的血色，如同落日染红的那片云彩一样的颜色。白天的燥热已经慢慢褪去，这个夏夜出奇的冷。 日本人又来到镇上是在第二天的中午，一个个泪流满面目光呆滞的女人被从车上推了下来，老李头是从卡车上下来的唯一的男人。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背着那一箱理发用具，头也不回的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关了门，一整天没有出来。就像是镇上那个常年带着医药箱在外行医的江湖郎中回到家时一样平静。 此后，老李头便成为了日本宪兵大队的专职理发师。隔三差五，总会有日本人的军用汽车来接他或送他回家，人们总是可以看到老李头从车上下来时脸上堆满的谄媚的笑。老李头依旧是镇上起的最早的人，他总会赶在日出之前将那两扇摇摇欲坠的木门支开，照例将那些祖传的理发器具擦拭一遍，热一壶水坐在那条可以看得见整条街的椅子上抽烟。 只是，老李头的理发铺空了，镇上的人都很少去他的店里去理发了。同辈的见了老李头也故意装作看不见，低着头唉声叹气的离开了；小一辈的挑着水经过他的门前时还不忘冲他翻几个白眼，“李叔”大家是决计不会叫的了；就连从他门前跑过的孩子都会壮着胆子冲店里喊几声“李汉奸”。老李头躺在椅子上，半眯着眼，故意假寐，一声不吭，只是一袋接一袋的抽着旱烟。葛二叔是镇上唯一一个还去老李头家理发的人。镇上的居民也就或多或少的迁怒于他。毕竟，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 老李头依旧经常出没宪兵大队，人们对老李头的恨也与日俱增。不过，这些恨只局限于预言和眼神上面，他背后的靠山谁也得罪不起。日子过得稀疏平常，波澜不惊。 变故发生在初秋的傍晚，那天老李头被人从车上踹了下来，头磕在门前的石尖上，血流不止。老李头一瘸一拐的站了起来，血就顺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将那件青色的长袍染成了鲜红。他用手擦了擦眼里的血浆，摇摇晃晃地回家关上了门。邻居们暗暗叫好，他们看老李头的眼神放佛看一只竭力讨好主人却被痛打的狗。当天晚上听县城里回来的人说，老李头的女儿去宪兵大队给他送饭，被日军的司令员看上了，就叫几个士兵把她抬到了慰安所里。谁知，老李头的女儿性子烈，在挣扎中咬掉了司令员的半拉耳朵。结果，司令员就当着老李头的面将他女儿的白花花的肠子挑了出来。据说，老李头的女儿直至死时，嘴里还叼着那半拉耳朵，面带笑意。 那晚，老李头家的灯亮了一夜，屋子里先是传来噼里啪啦地瓷器碎裂的声音，之后便是如同婴儿般的啜泣声，镇上的野狗也随之吠了一夜。嘈杂声，呜咽声，犬吠声夹杂在一起穿透了镇上每家每户的窗户，胆小的孩子缩在母亲的怀里，女人缩在丈夫的怀里，一家三口抱成一团在炕上瑟瑟发抖。直至黎明，这些声音才慢慢消失，人们开始担心老李头是不是疯了？ 老李头没疯，第二天清早他依旧是镇上第一个起床的。开门，擦用具，热水，一切进行的有条不紊。一切如常，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镇上的居民开始怀疑昨晚听到的声音是不是老李头发出的，又或者是大家出现了幻听。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老李头的女儿死在日本人手里这件事的真实性。 已经是秋收的季节了，人们在自家的田地里忙得顾头不顾腚，很快就将老李头这件事忘了。老李头还是家里和宪兵大队两点一线地来回奔波，最多有时会到葛二叔家和他谈谈心。居民们对于老李头的行为也开始渐渐地理解了，毕竟都是为了生存。在这个战火纷飞、人性泯灭的年代，人吃人的现象每天都在各地上演，如何活下去才是人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对于老李头来说，尊严和仇恨在生存面前也缩了水，可有可无。 不过，老李头死了，死得很惨。 当日本人将他的尸首从卡车上丢下来的时候，镇上的妇女们都用手遮住了自家孩子的眼。那具尸首上没有头，伤口处的血已流干，成了褐红色。乍一看，和郑屠户家案板上刚宰的母猪没有什么区别。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篇题为“日本宪兵大队司令员遭恶民割喉”的文章。 听和老李头私交不错的葛二叔说，老李头在第一次被带到宪兵大队时，就萌生了要刺杀宪兵大队司令员的想法。只是，日本人戒心太强，他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所以，他才苟且偷生地活着，忍辱负重地背着骂名。她女儿被日本人杀了，但他却不能让日本人看出什么异样，继续到宪兵大队做着他们的顺民，寻找着机会。终于，在他死之前的那晚，老李头兴致冲冲地跑到葛二叔家，说明天就能见到女儿了，乐的不可开支。葛二叔还说，那天老李头杀那个司令员时，他也在场。老李头就用那把祖传的剃须刀在那个司令的脖子上隔出了一条缝，血溅到了老李头的脸上，他却笑得很开心，就和她女儿走时的笑容一样。 葛二叔帮老李头订了副榆木棺材，里面铺了上好的缎面。一身金黄色的寿衣也是葛二叔的老婆给做的，穿着很体面。旁边放了老李头家祖传的理发用具。出殡那天，全镇人都挤在了镇上那条唯一的破街上，一字型排开，目送老李头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