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制度改革完成之际，广大的中国农村出现了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直注视着农村的发展，迫切地希望广大农村能够早日走上富裕之路。因此，他对农村中出现的合作化运动高潮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他认为，根据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不断的改革，就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生产力的发展，又迫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能不进行不断的改革。[①]根据这一认识，他开始设想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及农村政策。1955年夏天，***在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大社优越性》一文作按语时说到：“小社仍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社，少数地方可几乡为一个社。” 1958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②]决议还对人民公社的规模、并社的办法、并社过程中若干经济政策问题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自此，人民公社化成为这一时期***在农村政策上的出发点。与人民公社同时并行的，就是公共食堂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建立。1958年，***听说一个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后，非常高兴，认为既然一个公社可以做，那么全国也应该可以做到。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社论认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社论宣传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发展，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实行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村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对农村脱贫致富的急切心情，另一方面则由于全党乃至全国对农村形势的错误估计。在这些错误估计上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是最基本的特征。“大”，是指人民公社有着过大的规模。在公社化过程中，全国平均28.5个高级社合并成1个公社。据罗平汉的统计10个省、直辖市的资料，5538个公社中，5000户以下的公社3343个，5000户到10000户的有1628个，10000户到20000户的有516个，20000户以上的有51个。一县建成一个大公社和成立了全县人民公社县联社的，据13个省统计有94个。规模较大的是广东、上海和北京郊区，平均在一万户以上。其次是河北、辽宁、山东、安徽、浙江、福建、河南，平均七八千户，湖南、广西平均五六千户。其余省区，除贵州、新疆在两千户以下外，都在两千户以上，或者三四千户。[③]而“公”，其实是将农业社和社员的财产无代价地归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在“一大二公”的基础上，公社还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即公社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公社还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及与这种分配制度相适应的公共食堂。这些成为产生平均主义的温床。 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政策，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中国农业生产力分散低下的特点。由于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业生产的过高估计，中央不仅停止了对农业的继续投资，而且还大量招收农业人口参加工业生产。而在耕地面积与农业人口大量下降的时候，中央反而加重了农村粮食的征购量，农村缺粮非常严重。1959年至1960年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使农村缺粮情况雪上加霜，几乎全国的农村，出现了浮肿病以及饿死人的现象，非正常死亡率上升。三十年后薄一波沉痛地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