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孤独的老人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市委书记马天水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马天水。 马天水回到河北唐县老家一年后的1982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时，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处理。有关部门按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决定派人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在工交会议上的一次发言，马天水触怒了“林副统帅”。张春桥指点迷津，马天水茅塞顿开 1983年4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来到后，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才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剩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把马天水弄上车，离开他的老家。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对抗日战争历史的明晰回忆，看起来马天水的神智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化大革命”，他就丧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乱语，叫嚷“安排工作”，“恢复党籍”。一听到“改革、开放”、“商品经济”这些字眼，他就会朝厚重的大门撞去，口里哇哇乱叫：“快把广播砸了，里面全是骗人的把戏呀！” 3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有过一段革命历史的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步入晚年，竟然堕入了深渊，走上一条罪恶的道路，不但坑害了众多的上海干部和群众，而且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以至古稀之年只能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来度过其余生。马天水是怎样堕入深渊的呢？ 马天水一生道路上的大转折点，是在1966年同张春桥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以后。1966年11月，马天水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会议。会上，马天水发了一个言，对红卫兵大串联影响生产颇有微词。这下可触怒了“林副统帅”。这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副统帅“静”不下来了，咆哮如雷，将马天水没头没脑地批了一顿。马天水过去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耳朵里灌进去的只是“马老”、“马老”的亲切恭维声，从未受到过别人批评，更不必说中央领导人的训斥了。这次触犯了“林副统帅”的龙颜，该当何罪？想到这一层，马天水发抖了。后来想到自己的老同事张春桥已当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找到张春桥也许有一线生机。张春桥老奸巨猾，他感到这正是把马天水拉过来为他所用的时候，于是向马天水指点迷津，亮出了三张“路线斗争”的底牌：“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姚文元为止，八个人”。“国家变不变色，党变不变修，主要在中央、省、市主要领导人”。张春桥狡黠地对马天水说：“你要赶快回到造反派一边才有出路。否则嘛，群众运动的洪流一来，那就难说啦！” “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一个新名词，叫做“路线交底”。张春桥一交底，马天水的茅塞就开了。张春桥原来是上海市委常委，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当上市委书记，而他马天水早已是市委书记了。论“辈分”，无疑是马天水高，但这时马天水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他感激涕零地在张春桥面前检讨了自己的“路线错误”。 张春桥一听心里就明白：鱼儿上钩了。于是进一步面授机宜，布置任务：“你有这个认识就好，留着劲儿以后揭发陈丕显、曹荻秋嘛。回到上海后，你去找景贤同志谈谈吧。” 马天水明白，张春桥是把他和陈、曹区别对待的，他一回到上海，就和徐景贤接上了头。当时，徐景贤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般干部，自从投靠张春桥、姚文元，打出造反旗号，当上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头目以后，正苦于得不到一名上海市高级干部的支持，陷于孤立的氛围之中。马天水在造反派尚未得势的时候断然“反戈一击”，是对张春桥、徐景贤一伙的莫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