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第一位也是唯一曾与红军一起作战的外国军事顾问就是李德。也正是他的错误指挥，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直到今天，关于他是怎样来到中国、来到苏区，又是怎样成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统帅部的“太上皇”，一直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如今，随着相关文献资料的解密、公布，研究禁区和思想迷信的逐渐破除，上述问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李德是怎样来到中国的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早年曾参加德国工人起义，19岁时加入了德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多次被捕入狱，又多次成功越狱，后被送往苏联。到莫斯科后，他按照**国际的安排，参加了苏联红军，曾任红军某骑兵师参谋长，并被选送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春，他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即以优秀学员资格被分配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工作。李德到苏联后能平步青云，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背景，而是靠自己作战勇敢。他既富有实战经验，又具备很高的军事理论素养。所谓李德不懂军事指挥，只会照搬军事操典的说法，其实不足信。 说到这里，问题来了：李德究竟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真是由**国际派来的吗？ 李德自己还真是这么说的：“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粗略地说，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但一些人不认同李德的说法。有的说，李德只是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特工，其理由不外乎他原本就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伍修权回忆说，王稼祥讲过，李德实际上是由当时在**国际的王明派遣，来掌握中共军权的。至于王明为何会通过**国际要来李德，则因为他迷信苏联城市暴动的革命模式，觉得中共恰恰缺少城市街垒战专家，不利于城市暴动成功，所以要求**国际派这方面的人才去帮助中国革命，而李德便成了首选。 上述几种说法虽有种种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李德来华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受某一组织安排的。事实的确如此。但是，究竟是什么组织在什么背景下，安排李德来华执行什么任务的呢？ 众所周知，中共成立的第二年就加入了**国际，成为后者的一个支部。为方便就近对中共进行领导、指导和监督，**国际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派驻有各种代表和军事顾问组。**国际中国联络站及**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也一度驻在上海。 1931年6月1日，**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审讯之后，警方发现转递给马来西亚***人的经费来自上海，还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警方将此线索转告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后者很快查实与此有牵连的两处可疑地点，进而于6月15日以“特务嫌疑”罪名逮捕了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叫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十月革命时，他以“芬兰团”政委身份率队攻打冬宫。后在苏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和**国际联络部工作，隶属苏联军方情报系统。1927年被**国际派到中国，1929年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的工作。其时，他有多个公开身份：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书记、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以及“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的老板。其妻汪得利昂，人称牛兰夫人，真实姓名叫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930年初携子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中国联络站负责**国际跟远东各国***组织之间的信息、人员和资金流转，任务重大而艰巨。牛兰夫妇被捕和机构被破坏，切断了**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和资金流转通道，局面已是十分严峻。然而祸不单行，被***当局捕获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指认了牛兰夫妇。1931年8月14日，牛兰夫妇被以“国际间谍”罪名，秘密“引渡”给***当局，从上海解转南京。***当局如获至宝，打算以此为突破口，一举切断中共的国际联络渠道，摧毁**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还传言要判他们死刑。 这样，营救牛兰夫妇就成了**国际和苏共中央的燃眉之急。这项任务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上海工作站负责人名叫理查德·佐尔格，其时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自由撰稿人，真实身份则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特工。他以**国际驻华代表名义，主持**国际远东局情报组(上海工作站)工作，与中共中央和其他相关部门都建立了固定的工作关系与横向联系。1932年初，佐尔格奉**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之命，开始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他在调动社会舆论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的同时，派人侦知了牛兰夫妇在南京的下落。佐尔格没有满足尚无真凭实据的信息，认为最好有个文字依据予以确认。为此，他通过自己情报网里的中国组同志，秘密接触到主管牛兰夫妇案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双方谈妥以3万(一说两万)美元，换取牛兰在狱中的手迹。 佐尔格经过一番权衡，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做，但要求对方先交货。得到对方肯定答复后，他当即电告莫斯科方面，莫斯科方面迅即同意他的建议，并告知送款人已经上路。选派送款人的机关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虑及送款路线须穿过被日军控制的东北等地，而德国与日本为结盟国，因此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选派一名德共党员执行这项任务。为保险起见，选派两人，每人各携带3万美元，分别取不同路线去中国。两名送款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另一个就是奥托·布劳恩。所幸两人都顺利完成了这项特殊使命。只是前者交付款项给佐尔格后便回去了，而后者却留在了上海。在佐尔格的精心策划下，牛兰夫妇逃过了死刑，并最终逃出了***的监狱，回到了苏联。 奥托·布劳恩是因为奉命给佐尔格送一笔特殊款项，来到中国的。因此前文所述他来中国是受苏军总参谋部派遣也罢，受**国际派遣也罢，就都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奥托·布劳恩又是怎样留在了上海、留在了中国呢？照他本人的说法，当然是受**国际委派，来中国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不过这个说法已被史实否认。另一种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李德在上海遇见了老熟人阿瑟·尤尔特和博古（但博古否认了此事）。尤尔特其时为**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远东局下设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政治部、组织部和军事顾问组。尤尔特也是一名老资格的德共党员，且曾与李德在德国共过事。如今军事顾问组正是用人之际，尤尔特通过组织程序将李德留下，是有可能且办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