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九说：“司马文正初作《历代论》，至论曹操则曰：‘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富文忠疑之，问于康节，以为非是。予家尚藏《康节答文忠书》副本，当时或以告文正，今《通鉴·魏语》下，无此论。” 司马文正即司马光。富文忠即富弼，北宋名相。康节即邵雍，北宋著名学者。邵博是邵雍的孙子。 司马光认为曹魏天下，是从群盗手中夺得，不是自汉代皇室窃取。富弼表示怀疑，邵雍表示反对。邵博以为司马光当时辗转听到二人的意见，所以《资治通鉴》中没有那样的议论。 《资治通鉴》中没有，《稽古录》中却有。司马光《稽古录》中说：“汉室不纲，群雄糜扰，乘舆播荡，莫之收省，太祖独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则其名义固足以结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过绝于人，驱策贤豪，粪除奸宄。于是张绣曲膝，吕布授首，公路野死，本初覆亡，刘琮献地，韩、马遁逃，中原肃清，戎狄请服。然则魏取天下于盗手，而非取之于汉室也。”意思是说，汉末群雄并起，天下大乱，曹操为相，艰难维持，义举足以结民心，加上曹操气魄非凡，胆识过人，因此拥有天下。司马光笔下的曹操，俨然是扶危济困的英雄。这与我们对曹操的印象，明显有出入。 读者可能马上会有疑问：司马光为什么替曹操辩诬？这得从司马光的远祖说起。 苏轼在《司马文正公行状》中说，司马光的远祖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史书上说司马孚曾被曹植选为属官。曹植恃才傲物，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司马孚每每痛加规劝。曹植当时觉得很扫兴，但过后一想，又觉得司马孚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常常向他道歉。后来司马孚升任太子中庶子，辅佐太子曹丕。曹操死的时候，曹丕号啕大哭，不能自持。司马孚劝谏：如今先帝晏驾，全天下都在等您的号令，您该上为宗庙考虑，下为万世国家考虑，怎么能学匹夫行孝呢？曹丕过了好长时间，终于止住哭，说：你说得没错。起初众大臣一听皇帝驾崩，一下子都懵了，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司马孚在朝堂上厉声道：如今先皇驾崩，天下为之震动，应及早奉太子即位，以安天下民心，哭有什么用！于是与尚书一起遣散群臣，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操办丧事，然后拥太子即位，是为魏文帝。 文帝曹丕即位伊始，需要选拔一批重要官员。皇帝做太子时的旧人纷纷说情托关系，曹丕打算起用他们，不计划再调用其他人了。司马孚说：治理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好皇帝不成，但没有稷、契那样的贤臣也不成啊！您刚即位，正该进用天下贤能，怎能只用自己的私人！再者，官员选择不当，得到的人也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不会珍惜的。于是改作其他人选。 魏帝曹髦被司马昭杀死，大臣们谁也不敢去奔丧，而司马孚去了。他将死皇帝的头枕在自己的大腿上，放声痛哭，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接着，上奏章请求捉拿事件的主谋。太后下令按平民的礼仪安葬皇帝，司马孚联合群臣上表，请求以王的礼仪安葬。 曹髦死后，司马昭又立曹奂为帝，是为魏元帝。到了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手里，干脆自己称帝，将魏元帝曹奂贬为陈留王，打发到金墉城居住。临行之际，司马孚赶去送行。他拉着魏元帝的手，泪流满面，说：至死我都是魏国的臣子啊！(《晋书》卷三十七) 司马孚辅佐过曹操父子三人，又自称至死都是魏国的臣子。如果曹操算篡位，那司马孚算什么？那就是为虎作伥。司马光自己又算什么？岂不是乱臣贼子的余孽。 综上所述，如果曹魏政权失去道德上的合理性，司马光就会很尴尬。司马光必须替曹操辩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