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末魏晋的史料看，在汉末魏晋人的眼中，诸葛亮差不多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偶尔有谁稍微说点诸葛亮的不足，立即会遭到反驳。 诸葛亮隆中读书时，“每自此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而名士徐庶和崔州平却“谓为信然”。德高望重的襄阳隐士庞德公，更称诸葛亮为“卧龙”，名士们也竞相称之。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一次向著名隐士司马徽打听人才，司马徽有“水鉴”之号，极善识人，却唯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和庞统。日：“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问指的是谁，司马徽答日：“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到新野投刘备，受到刘备器重，遂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让徐庶去请诸葛亮，徐庶却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至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刘备即亲往拜请，遂演出“三顾茅庐”的历史名剧。管仲、乐毅，是何等样的先贤，诸葛亮以之自比，而时贤们竞“谓为信然”。自秦汉以后，龙便成了封建帝王的专喻物，而时贤们竞以之喻美诸葛亮，称之为“卧龙”，这赞誉，真可谓高之又高了。而到建安十二年，诸葛亮还仅是个未出茅庐的27岁的青年。极力赞美他的几位，除徐庶和崔州平与之同辈，庞德公和司马徽都是其长辈，且正当盛年。听了司马徽和徐庶的赞誉便虔诚不移的刘备，那时也已47岁，也应该属诸葛亮的长辈，且也正当盛年。这样一帮人这样倾心于一个未涉世故的青年，足见诸葛亮身上，有着怎样吸引和折服人心的魅力! 随着诸葛亮走出茅庐，人们对他的爱慕和赞美，也就与日俱增。刘备初与之接触，便“情好日密”。关 羽、张飞不理解，刘备告诉他们：“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二人对诸葛亮也日渐仰慕。刘备死后，诸葛亮秉政，国人更颂之为“一时之杰”。邻国人对诸葛亮也真诚敬仰。孙吴名士太子太傅张温使蜀，称美诸葛亮治理的蜀国是“总百揆于良佐”，是“遐迩望风，莫不欣赖”，比之于古贤伊尹之辅汤太宗，周公之佐周成王。引得吴主孙权嫉火中烧，却又不好公开发作，只有“阴衔”之，借别的的罪名，将张温废黜。这说明诸葛亮不仅声名卓著，而且有着不容不服的威慑力，当时，诸葛家三兄弟“并有盛名”，而各在一国。诸葛亮的胞兄诸葛瑾仕吴，官至大将军，举国“服其宠量”。堂兄弟诸葛诞仕魏，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名动京师。人们却品评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竟真把诸葛亮推崇为无与伦比的时代冠冕。 诸葛亮死后，人们对之追思不已。刚一死，各地都请求给他立庙，以便致祭，蜀汉王朝因礼制所限，没有答应，老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上”。多少年后，仍是“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蜀汉王朝只好顺从民意而打破礼秩，在今陕西省勉县诸葛亮墓附近为之建祠。以后不久，几乎凡诸葛亮足迹所至，都有虔诚的人们为之立庙，“岁时伏腊走村翁”，香火不断。本来，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虽聪慧过人，却唯工书画，并无杰出的政才和将才，蜀汉臣民因怀念诸葛亮，对诸葛瞻也倍生好感，朝廷每有善政佳事，人们皆竞相传告：“葛侯之所为也!” 不仅蜀汉人民如此，邻国吴、敌国魏之士人，也对诸葛亮无比怀念。自东汉明帝以后，置史官以修国史，便成为封建王朝的一件大事。自献帝建安初年以后，帝王身边又设专官以记起居。三国之时，魏和吴皆有史官和本朝国史，唯蜀汉不置史官，所以君臣“行事多遗”。为了不使诸葛亮的功德失传，吴之大鸿胪张俨毅然代蜀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默记》，多记诸葛亮行事，且极尽褒美。在《述佐篇》中，将司马懿同诸葛亮对比，极贬司马懿之“劣”，盛赞诸葛亮之“优”。甚至不惜为诸葛亮编造一篇《后出师表》，以彰诸葛亮之忠。至今盛传的“鞠躬尽瘁(瘁，原作“力”)，死而后已”。便出自这篇伪作。可以想见，吴人张俨对蜀相诸葛亮崇敬、厚爱到了什么程度1 263年春，诸葛亮庙刚于沔阳建起，秋天，魏镇西将军钟会即率十万大军攻克汉中。行军至汉川，钟会即“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庙所左右刍牧樵采。”钟会此举，固然有羁縻蜀人的用意，但主要是出于对诸葛亮的崇敬， 魏晋南北朝时期，称美诸葛亮，甚至成为君臣奏对，以及达官显贵、士族文人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次宴会上，司马昭命乐伶为亡国不久的蜀后主刘禅表演蜀国歌舞，“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司马昭大为感叹，谓人日：“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司马昭时为晋王，是灭蜀的最高指挥者，但他显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对诸葛亮指斥嘲弄，而是竭力为之开脱，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西晋武帝司马炎，和其父司马昭一样，也很推崇诸葛亮。一次，他向曾任蜀汉尚书令的樊建询问诸葛亮如何治国，樊建朗声应日：“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不禁失声赞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El之劳乎!”在司马炎眼里，晋之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可望诸葛亮之项背。皇室扶风王司马骏镇关中，尝与“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有人讥斥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大谋小，不能度德量力。”郭冲起而反驳，“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只因功业未就，而论者惑焉。遂举出包括空城计在内的五件“隐没不闻于世”的事例，以论证诸葛亮的德业战绩。据裴松之分析，这五件事纯系子虚乌有，有的并有明显地颂扬诸葛亮、贬低司马懿的倾向。而“诸官属士大夫”们听后，“亦不复难”。做为司马懿之子的司马骏，竞也“慨然善冲之言”。西晋的君王臣民，已深深陶醉于褒美诸葛亮的时尚之中了。而这种时尚，在当时乃是一种风雅的象征，以这种时尚为内容的清谈，自然最易受到人们的激赏，至于偏颇失实，好尚所在，也就不愿细究了。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李密答张华问。著名的《陈情表》的作者李密，于祖母去世后，被晋王朝征至洛阳，张华见面便问他：刘禅这人怎么样?李密答：可比齐桓公。张华问其故。对日：“齐桓公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李密是巴蜀名士，曾仕蜀为郎。张华乃北方名士，时任晋之司空，他发问即拈出亡蜀昏君刘禅，原是想杀杀李密的傲气。李密听出了话中之音，遂拉扯出诸葛来抗衡。张华无奈，只得在诸葛亮身上做点文章。于是又问：“孔明言教何碎?”李密答日：“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雅；《大诰》为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如果说，李密前一答，还算符合逻辑推理，这后一答，就颇多诡辩成份了。但因他是为诸葛亮辩解，且把诸葛亮与古圣周公相比，所以张华同样“善之”。 到了西晋末年，李密之子李兴代镇南将军刘弘为诸葛亮隆中故宅作碣文，把对诸葛亮的美誉，又推向了一个惊人的高度。碣文一则赞诸葛亮是“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二则历举古贤，认为大都不能和诸葛亮攀比，即使象孔子那样的大圣，也不可企及：“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济，良筹妙画?臧文既没，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征。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于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康莅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在李兴笔下，诸葛亮已是古今第一了。 在这样一种背境下，陈寿奉诏撰成《诸葛亮集》，接着又撰成《三国志》及时为褒美诸葛亮提供了丰富的谈资。张华“深善之”，朝廷也嘉其“有益风化”陈寿本来“折服于诸葛深矣!”在《三国志》中，明里暗里，极力渲染诸葛亮的功德，把诸葛亮写成了三国之时天下第一。但就这，人们还嫌不过瘾，遂造出流言，说陈寿乃“挟恨”贬低诸葛亮。一则说，陈寿之父曾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马谡，也髡其父头。二则说，陈寿曾为诸葛亮书佐，“被挞百下”。所以陈寿评诸葛亮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前者，晋人王隐《晋书》记之，笔下含恨。后者，口碑流传，义形于色。北魏之司徒崔浩和抚军大将军毛修之，还就这个问题展开一场辩论。而“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一语，遂也在士族文人中广为引用，或讥或颂，因人而宜。东晋时，郗情被任为徐州剌史，王子猷前往祝贺，进门便不住吟咏：“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郗情之子听了很不高兴，认为这是给他家扫兴。有人解释说：“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郗倍的儿子立刻释然。 诸葛亮之所以被汉末魏晋人如此崇仰，以至于不容有谁道其半点不足，甚至编造一些想当然的传闻誉之颂之，这除了诸葛亮杰出的治蜀政绩外，主要是其几近完美的政治家的高尚人品，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极其美好、追思难已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