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八年，已经是王莽的新朝天凤五年。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编到这一年时，专门用了一段篇幅记录了一个官位并不显赫的人于这一年去世。这个名叫扬雄的人，读过中国文学史的人肯定对他有印象。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有一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子云”即这位老先生)，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辞赋家。在文学已经边缘化的今天，人们提起文学家说不定哑然失笑，扬雄生于衰世，情况应该也是不容乐观的。 《资治通鉴》第三十八卷关于扬雄的记载，有三百字左右，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最初，在汉成帝年间，扬雄就在黄门担任郎官(皇帝的秘书)，与王莽、刘秀(大学者刘向的儿子，不是后来的光武帝)并列。汉哀帝初年，扬雄又与董贤(此人是哀帝的同性恋对象，哀帝后来甚至想把皇位让给他)同官。扬雄的老同事王莽、董贤后来位居三公，实权都比皇帝还大，而扬雄历经成帝、哀帝、平帝三代，一直没得到提拔，始终是个黄门郎(相当于非领导职务的低级别秘书)。王莽篡位后，扬雄以资深老干部的身份，被老同事提拔为大夫，算是有了点进步─从仕途这个角度来看，扬雄无疑算是混得比较差的。 好在扬雄对功利看得淡，立志“以文章成名于后世”，也就是走上了“黑”道(这个“黑”，不是黑社会的“黑”)，出版了《太玄》、《法言》等著作(辞赋就更是他的强项了)。可惜，由于扬雄为人低调，不懂得宣传、包装自己(这当然是要吃亏的)，同时代的人大多忽视了他的存在，只有刘秀和范逡对他很尊敬，而桓谭更是认为他无与伦比(总算有几个识货的)。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扬雄去世了，问桓谭：您经常称赞扬雄的作品，难道这些东西真能流传于后世？桓谭说：“一定可以，只是你我都看不到。”桓谭还借题发挥议论了一番：“一般的人，都是对眼前的看得轻贱，而把遥远的看得贵重。人们因为亲眼看到扬雄的禄位容貌没有一项突出，所以就看不起他的作品。其实，他的作品内容深刻，将来一定能超过诸子！” 由此看来，扬雄文章虽然好，但在生前却是曲高和寡知音少，甚至还活得比较憋气。什么原因呢？桓谭说的：“禄位容貌不能动人。”也就是他收入不高，官位不大(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甚至人也长得不帅，如此从表面看来平平无奇的人，写的文章没人注意，也算人之常情吧(人们的习惯思维是“官大文章好”之类嘛。时光进入二十世纪，某些没当官没发财又长得不帅不靓的男女，为了让人看重自己的作品，就去脱衣朗诵或裸奔，这也算是吸取扬雄生前受冷落的教训吧)。文章的标准，竟然受制于收入、职位、相貌，难怪不懂得“策划”的扬雄生前难出名。(不过他倒有自知之明：立志“以文章成名于后世”，而不是当前赚稿费、评职称、谋职位) 桓谭说得好：人们习惯把眼前的看轻，把遥远的看重(“凡人贱近而贵远”)。墙内开花墙外香，当今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形。我认识一名在全国小说界久负盛名的作家。有一年，我到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客居了一段时间，经常去他的办公室找他聊文学。有意思的是，他的许多同事根本不知身边那个人名声在外，很诧异我一个千里之外的客人怎么知道这个单位有这么一个人而且一见如故。我熟悉的另一位艺术家，成就有目共睹，外地的“粉丝”慕名写信向他求教，因为不知道详细地址，直接写某省某市某某收，邮局也能准确地把信交给他，可本地的行业协会却似乎完全不知道他的底细，连个“理事”的虚衔也舍不得给他，让外地同行叹为“奇特的风景线”。 从史料来看，扬雄在有生之年，恐怕是过得并不风光的(有没有加入“大汉词赋协会”都是个问题)，说不定还因为资格老而职务低，受到同事们的取笑呢。不过，他还算是值得欣慰的，一来在世时有几个人真正赏识他，认识到了他的价值，二来在他去世后，他的愿望逐渐成为事实，文章果然如愿成全了他(当然，如果他在世时很看重职务、工资，希望文章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那他无疑是要失望而且痛苦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扬雄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在西汉末年那样的社会，风气肯定是不怎么清明的，文化行业不像唐朝那样受到重视，所以一个人要在这种大环境下即时实现自己的理想，做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殊不容易。如果是在理想社会，我看宁愿早一点把荣誉给人家，何必让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生前冷清死后风光呢？─我说的不仅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