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与胡适的红学情结 周汝昌与胡适的关系，可以说也就是近百年红学发展史诸种纷纭纠缠的一个缩影。胡适于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而创立“自传说”新红学，胡适也横空出世，成为一代红学宗师。但在此后30余年，自俞平伯1923年发表《〈红楼梦〉辨》之后，新红学实际上有些陷于停滞，并没有太多新的进展。索隐派的著作又出了两三种，其实仍然占领着红学的少半壁江山。 这一局面从根本上改观，在于一件事情，即周汝昌受胡适的鼓励和影响，写出了《〈红楼梦〉新证》。 胡适--“差不多没赞颂过《红楼梦》” 新红学乃胡适、俞平伯开山，周汝昌集大成，这已经是老生常谈。 胡适是周汝昌的“恩师”，但周汝昌后来谈及与胡适的关系时，一方面对胡适当年对自己的无私、热情帮助始终表示感谢，铭记终身，另一方面又多次申述自己与胡适学术立场的分歧，甚至似有“怨”言。而在“红学界”，有的人仍然在批判周汝昌“中了胡适的毒”且“不知悔改”，又有人责备周汝昌对胡适“人为地抹上许多污点”，似有“忘恩负义”之嫌。 这一切，岂不是一个万花筒？让人对红学愈增加了恍惚迷离、莫名其妙之感。其实，“理路”正深隐在这些万花筒的斑驳变幻之中。理路何在？就是“诗与学的'分'与'合'。 胡适除了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之外，更是提倡白话文、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旧文学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大将，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他对中华文化之命运走向所起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要评价胡适对红学发展的贡献与缺欠，其实是不能单论红学本身的，而必须对胡适这个“全人”作全方位的观照。胡适的贡献是“学”，而他的缺欠是“诗”。此话怎讲？ 胡适对《红楼梦》版本和作者作考证，始终标榜的是“科学方法”，他对《红楼梦》文本本身其实不大感兴趣，也没有深度研究的实力。从根本上说，胡适是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 胡适对中华传统文化是评价不高的。他曾说过：“中国的音乐、建筑、美术、雕刻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没有地位。3000年前，商的雕刻也不怎么样。美术上，近年来都是模仿。文学上虽人才辈出，但古人路走错了，杜甫也只是会'对对子'，少佳作啊！ ”1929年，胡适发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胡适作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与考证，其目的和宗旨是：“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粪土与香土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 ”(朱洪《胡适大传》) 曹雪芹的《红楼梦》，却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一粒最灿烂的明珠，是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和“一条主脉”，诗化和艺术化是其灵魂和核心。所以，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就成了一种悖论。他既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证方面筚路蓝缕，功勋卓著，又对曹雪芹其人和《红楼梦》其书认识偏颇，自我表白“差不多没有说过一句赞颂《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话”，认为曹雪芹不过是一个“满族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 周汝昌--感悟体会的诗人型学者 历史因缘际会，胡适助引周汝昌走上了红学研究之路，但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周汝昌和胡适的文化认同分歧。因为周汝昌正和胡适相反，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衷心崇拜的人，他就读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却得出汉字语言高于英语等西方语言的结论。他浸淫沉溺于传统的诗词、书法、琴箫、戏曲、禅宗、园林、古董、梅花大鼓、民间工艺……之中，痴迷不改，终生不衰，立志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真大善大美……因此，他把曹雪芹奉为天人，对曹雪芹原著《红楼梦》赞不绝口，相关联的就是对后四十回续书深恶痛绝，认为它篡变歪曲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思想和真艺术。故而也对胡适居然于此缺少感觉、推广程乙本《红楼梦》深为埋怨，后来屡加批评，并旁及胡适提倡白话文的功过。 胡适虽然写了“五四”后第一个白话诗集《尝试集》，本质上却不是一个诗人，他对曹雪芹和《红楼梦》太缺乏“理解的同情”。周汝昌却是一个地道的诗人型学者，而且是中华传统型诗人。加上其他条件，周汝昌进入曹雪芹的精神世界，一生都在感悟、体会、阐释着《红楼梦》的灵魂、精义。周汝昌实际上开创了不同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之另一种新中国的“新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