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觀看一部有關台灣原住民的電影成為全民運動時，唸人類學的人似乎必須對這部電影發表意見。連我80多歲的母親都到戲院排隊進場時，我就知道，我再也無法逃避一件難以逃避的任務：對一部很難讓我喜歡的電影，發表一段不會太影響別人觀看慾望的評論。 首先，讓我說幾句好話，賽德克巴萊作為一部具有娛樂目的的電影來說，顯然在很多方面，比起魏德聖導演前一部作品《海角七號》，是有相當程度的進步。本片節奏明快，剪接俐落，比起海角煽情的拖泥帶水，敘事方式的確更顯順暢。龐大的成本與卡司的加強，讓導演更有餘裕具體呈現其視覺構想，更讓這部電影的整體成果有了國片少有的自信 成穩。更重要的是，本片大量使用業餘原住民演員，並以賽德克語為主要對白語言，挑戰漢族中心主義的視野，也具有尊重在地族群主體的意義。單就這些成就來說，這部電影已經穩穩的成為台灣電影史上的里程碑。 而就一個電影迷來說，觀看過程中，我主要的抱怨還是導演那種高中文藝青年般的傾向，炫耀又重複使用「象徵性」的符號，例如血紅的櫻花與通往祖靈的彩虹橋，彷彿擔心觀眾看不懂他所營造的「深層意涵」。先不去深究這些象徵是否合適用來表現賽德克人對於死亡與獵頭的意像，全片持續的賣弄已經造成觀賞上的困擾。 然而作為一個人類學者，面對賽德克巴萊所敘述的故事與支撐起這這個故事背後的歷史觀，比起觀看時的不快，更加的造成我的不安。 我們可以從戲院中，以年輕族群為主的觀眾，對於這個電影的正面甚至愉悅的反應，以及在報紙與網路所掀起的一連串有關莫那魯道是不是英雄的討論等等的現象中可以發現，這部電影成功運用多種「再現」歷史的手法，一方面肯定社會目前存在的多元文化主義教條，另一方面，製造一種彷彿可以允許不同觀點爭辨的詮釋深度，讓所謂「霧社事件」可以繼續安全的，安置為台灣歷史編撰學的一部分。 但若是這部電影已然肯定多元文化的價值，又允許不同的觀點爭辯，那麼，這種將「事件」歷史化的工作為何會令我感到不安呢？ 首先我想從電影如何鋪陳與解釋「殺戮」切入。賽德克巴萊的第一部，一直到運動大會當日高潮的殺戮場景之前，主要的敘事主題就是要交待與解釋：為何莫那魯道會帶領賽德克族人展開一場毫無勝算，而且血腥殘忍的反抗？電影把重點放在兩個面向：日本殖民政權的剝削與歧視；以及賽德克族人渴望尊嚴的面對與連接其祖靈，並保衛他們的傳統生活型態。有趣的是，在沒有相當的可靠史料與口述歷史支持下，電影在此顯然運用了大量想像力與臆測，讓莫那魯道內心掙扎的過程，成為支撐故事的主要戲劇張力。因此，我們看到的觀眾反應，基本上是圍繞著：這部電影是否對霧社的殺戮事件提供滿意的答案。 有人認為，無論反抗異族壓迫的名義有多崇高，從人道的角色來說，殺害婦女稚童的行為就不對的。有人則認為，反抗外來政權，維護文化尊嚴，是值得我們付出生命的代價。不過編導想要傳遞的訊息，還頗為「在地性」的：他們認為這整件事件，從賽德克人的觀點來說，就是延續祖先們出草的傳統。要活得像個男人，殺戮是必須的，獵頭也是必然的。 可以預期的，這樣的詮釋方式會引導出一些相當複雜的議題。對具有眾多長期互相敵對部落的賽德克人來說，莫那魯道的重要性與英雄地位，本來就是充滿爭議。 如果他只代表了某些敵對一方的部落，無法說服與代表全部的賽德克，那這個事件可以被視為是件反殖民抗爭嗎?而就詢問「文化」內涵方面來思考，議題將更為尖銳。如果出草獵頭其他族群代表了賽德克族的核心文化價值，那這種違背最基本的人權的制度，我們可以接受嗎？然而，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這些看來冠冕堂皇的爭辯，其實是建立在某種合理與安全的歷史觀之上。我們只是利用一個異文化的傳奇，來製造出一個可供消費的道德想像空間。 殺戮與毀滅如何被呈現，在歷史書寫上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能用文字或影像去再現那些陰暗與恐怖的存在，卻又不會把它們正常化與美感化，成為曾經走過那些黑暗幽谷的作者與倖存者來說，努力尋求的救贖。 然而，那些嘗試用寫實的手法來做忠實的歷史重建者，發現他們往往無法解釋那顆鬼魅般的黑暗之心為何存在？而那些採取脈絡化與心理動機解釋的人，卻發現他們細緻的掌握主觀與客觀面相解釋的結果，卻是一步步持續的在合理化那些邪惡與殘暴的行為。 我們賦予了過去一個個解釋的框架，將那些難以理解的事件，轉變為可以被評價的的歷史的同時，我們建構了一個排除非「合理」的世界觀，也讓我們距離事實越來越遠。 人類學在面臨異文化時，也往往面臨這類呈現知識的難題，人類學家用自己的語言嘗試去作跨文化翻譯，我們借助各種既有的理論框架，來幫忙我們尋找了解他人文化實踐中的關鍵秩序。然而，如果有所謂「他者文化」存在，那最難描述與解釋的，正恰恰是那些不符合我們解釋框架的思考與行動的關係形式；這顯得人類學家在意的「在地文化」與「土著觀點」的框框只是某種笨拙的理解方式與論述。我們常常忘了：理解與翻譯的別人的文化現象是建立在各種物質與權力關係之上，「他者」並不該是因為滿足了我們的多元文化價值，才能得到認可。 在這種以一種合理且具有心理深度的歷史觀來敘說一起異族的傳奇，就是我面臨賽德克巴萊時，產生不安的來源。整部電影的敘事是以一種全知的歷史框架，嘗試重建編導心目中所謂的「在地」觀點，來合理化一場基本上可能是無法也不需要被合理化的殺戮。它採取的策略是將這群人塑造為異文化的他者，並將他們的出草文化浪漫與美感化成為即將消失的鄉愁，最後再讓莫那魯道與他的族人的行動轉化為延續賽德克祖靈的血祭。於是，「霧社事件」一方面在殖民史與大社會的脈絡中得到了一個位置，另一方面將原本被視為「野蠻」的蕃人，轉變為傳統文化的守衛者。 這樣的詮釋固然比起過去那種反抗異族壓迫的國族論述高明，但這也更進一步把莫那魯道變成可以被定位的歷史人物，讓他的意識與行動成為我們以為的對錯與合理性爭辯的題材；更讓賽德克文化成為現代化所生產出來的那種永遠不可能彌補的鄉愁。於是，獵首與殺戮成為可以被理解、同情甚至讚佩的行為，文化與祖靈成為神聖、遙遠但又抽象的象徵。傳奇與圍繞著傳奇的騷動與危險，沉淪為那些有關族群、尊嚴、人道與認同的道德論述。 我不是主張因為難以呈現，所以我們就不應該去拍攝有關原住民事蹟的電影，相反的，我們更可積極的讓發生的事件被呈現出來。但當我們面對謎團、疏離、矛盾與空白時，應當保持尊重的距離，抗拒深度詮釋的慾望，讓觀眾嘗試用自己的想像與困惑填補那些裂縫。面對賽德克族人難以撫平的過去，我們不需要再添一個馴化版本的詮釋。 面對這群活在不同世界觀與不同的歷史感的賽德克人，過去留給我們的就是一些破碎的記載，以及太多不可靠的追憶。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這群人的內心世界，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人有沒有內心世界，即便有，所謂的內心世界是否可以以對談與反思的方式來陳述。但是，面對詮釋的困難時，我們有必要用各種想當然爾的祖靈觀，族群意識，人性尊嚴，父子親情，來虛擬化出一位我們可以接受的英雄嗎為什麼，我們不能尊重那些我們所不知道的，那些無法被合理化的，那些不能被再現的；而讓自以為是的重建真實與歷史評價，留給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