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因在渭水钓鱼而结识了周文王，此时的他穷困潦倒，年龄也大了。据说姜太公曾经“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做过屠夫，也卖过饮料。 对于周文王、周武王父子而言，姜太公无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霸王之辅”。他曾经用美女和宝物把文王从商纣王那里赎回来。文王时，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之所以归顺，多半都出于他的计谋。他又极力主张武王出师讨伐纣王，为建立周王朝立下了不世之功。 姜太公的谋略不仅仅体现在“愿者上钩”上，他在发展经济上也颇有几分心得。在货币制度上，他多有开创之举，是中国最早的货币专家。 早在武王伐纣成功时，姜太公就极力主张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赈济天下的平民百姓；迁走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修明政治，除旧布新，与天下苍生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鹿台，是商纣王贮藏珠玉钱帛的地方，故址在今河南省汤阴县朝歌镇南。据唐代孔颖达的解释，鹿台有三里大，千尺高，面积跟今天的国家体育场差不多，由此看来这个国库还真是壮观，如果这里边塞满了，该有多少的钱财珠宝！在天下未定之际，散发钱粮安抚疲敝的百姓，的确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姜太公的眼光不可谓不独到，知道粮食谷物和珠宝钱财可以安定人心。看来，吃过苦头、做过生意的姜太公，懂得劳苦大众的心里想要的是啥。 周武王平商称王之后，把姜太公分封到齐地营丘――后世的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这里是一片盐碱地，不利于农业生产，人口还很稀少。这该如何是好呢？ 或许是疲惫了，或许是不在意，或许是对受封的那个地方不太满意，姜太公在前往封国的路上，又是停下来歇息，又是投宿休整，边走边看路旁的风景，行动迟缓。旅舍有人就说了：“我听说时机总是难得而易失。这位客人寝居如此安然，实在不像是到封地就职的！”姜太公听到这话马上警觉起来，连夜穿好衣服起程赶路，并在黎明时分赶到了封国，顺利地接管了封地。 放眼望去，营丘这个地方土地贫瘠，在这里发展农业生产肯定不行。姜太公就因地制宜，劝导百姓从事手工技艺的行业，比如纺织加工就是最好的选择；又大力发展渔业、盐业，从生产百姓日用品入手搞活经济。结果，男女老少以及运送货物的车辆从各地涌向齐地。这显然让姜太公尝到了甜头，所以“工”和“商”在姜太公的《六韬》一书中，和“农”一道被列为国之“三宝”。 齐国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生产制造大国，这里出产的衣带鞋帽遍及天下。从东海到泰山之间的各诸侯都前往朝拜致敬，因为他们看到了结结实实的利益。据《史记》记载，姜太公主政齐地，“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发达的手工生产业和商业活动，一下子使得齐国变为令人刮目相看的“东方大国”。 齐地生产的商品之所以行销天下，与便利的货币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姜太公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他手中重要的经济杠杆――货币制度，让自然资源、劳动生产和贸易流通衔接起来，流动起来。 按照周朝制度，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当姜太公还在周朝为官时，就在日益频繁的货物交换的基础上创立了九府圜法。所谓“九府”，指的是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九个**管理部门，它们负责掌握调控财币。“圜”，均而通之意；圜法，指的就是货币制度。 姜太公确立的“九府圜法”是一整套的货币制度：规定黄金方寸见方，重量1斤；钱，外圆而内方，轻重以“铢”来计量；布帛宽二尺2寸为幅，长4丈为匹。在姜太公创造的货币体系中，以黄金最宝贵，刀币最便利，人们使用起来像泉水那样周流不息，像布帛那样分布在民间各地，像帛那样可以卷束起来。 《尚书洪范》中就记载了古代国家施政的八个方面，即所谓的“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食和货，因为关系到百姓生活的日用起居和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位居前列，显得尤为重要。食，指田地的垦殖，谷物的种植；货，指布帛的生产和金、刀、龟、贝等货币的流通。看来，姜太公在商品经济生活中紧抓货币制度的建设，还是颇有几分眼力的。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货币产生的时代很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帝喾之前，只不过没有文字记载可以参考了。有了货币，就可以更好地发展经济，积聚财富。姜太公在周朝退职之后，把这一货币制度推行到他受封的齐地，使得齐地的物品买卖更加便利。这才最终使得齐地商品行销天下，誉满东方。 姜太公去世之后，齐国就慢慢衰落了。多年之后，管仲辅佐齐桓公，重建钱币政策，设置九府管理财货，从而让富强的齐国一举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有自己的市租收入，虽位为陪臣，但富于列国之君。由于经济政策得当、连续性好，直到齐威王、宣王之时，齐国仍然异常强大。 齐国，有沃野膏壤两千里，这在西汉时的司马迁看来有泱泱大国之风。最初立国的姜太公有圣明的一面，“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正是他为齐国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夯实了国家之本。姜太公和管仲两人之间虽隔了四百年左右的时间，但在财货制度及经济政策上则是前后相续，这极大地推动了齐地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