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 历史就是这样，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是经不住推敲的，许多解不开的谜，也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所以鲁迅先生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607-664)，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尤善五言，人多仿之，称“上官体”，一时蔚为风气。 上官仪原籍为陕州陕县(今属河南)，后举家移居江都(今江苏扬州)。隋大业末，天下大乱，其父为仇人追杀，仪脱逃他乡，私度为僧，遂虔心佛典，留情《三论》。唐贞观初，天下渐定，弃佛家出世之想，走仕途进取之路，遂举进士，得授弘文馆直学士。因为他广泛涉猎经史，有学问，因为他精工典章文词，擅笔墨，受到当局赏识，得到朝廷重用。一顶小轿，抬进大明宫内，从此喝香吃辣，成为宫廷文胆。 “直学士”之“直”，同“值”。即“当值”，或者“值班”，常住内苑，得睹天颜，堪称一步登天。从此一直到死，上官仪是中国御用文人中间最为成功，最有成就的一个。 李世民在位时，上官就累迁秘书郎，后转起居郎。秘书郎通常在外院活动，起居郎就有资格登堂入室了，这就表明他与太宗的距离越来越近。果然，史书称他常参与宫中宴集，奉和作诗。后又授权他预修《晋书》，这意味着他已拥有文学泰斗的身份。所以，那个窝囊废李治接位时，二话没说，立迁秘书少监，相当于中央**的副秘书长。龙朔二年，更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相当于国家副总理一级。由一个御用文人，进入最高领导中枢，主持国政，其官运之好，其级别之高，是少有者。这也是许多读书识字，然而不得志，不发达，不得烟儿抽，一肚怨气，满腹牢骚的中国文人，既羡慕又嫉妒，既眼红又生气的原因。 《全唐诗》称上官仪的诗，承袭梁陈余绪，沿续江左风格，这也是初唐诗坛的总格局。而他的作品，“绮错婉媚”，典雅华腴，更出众人之上。严格地说，这位领衔文坛的诗人，形式上的完善至美，是足够的，内容上的沉重切实，就欠缺了。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御用文学，只要好看，就不怕浮浅，只要好听，就不怕肉麻，只要应景，就不怕扯蛋，只要上口，就不怕空洞。一句话，只要主子满意，也就算得上是恪尽厥职了。而上官仪要稍高于同辈文人者，他，到底是个有学养，有涵养，有修养，有素养的高级文化人啊！ 因此，同为御用文人，也是流品不一，爵禄不同，高下不等，亲疏有别的。这其中： 一等的，出理论，出思想，称为国士； 二等的，出主意，出韬略，称为谋士； 三等的，出笔杆，出文章，称为学士。 据史所载，他为人，丰采儒雅，风度优美，声名遐迩，口碑不凡，备受东都士人的尊重；他为文，格调华美，情味绮丽，丰满雅致，旨意超然，大为洛阳黎庶所敬仰。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里，为我们描画这样一个动人场面：“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入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因此，太宗、高宗两朝，上官仪一直为御用文人的首席写手，成就最大，声望最隆。说实在的，李世民这样一位英主，如此欣赏他，使用他，说明他非庸碌之辈。《全唐诗》特地写到这一点。“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私宴未尝不预。”看来，上官仪这样能在朝廷里立足，能在宫阙中出入，能在帝王左右出现，算得上李唐王朝天字第一号御用文人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在朝，直接被御用的文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连紫禁城的大门都进不去，更甭说想出现在帝王的视觉范围之中了。那些距离紫禁城十里八里，架望远镜也看不清楚，那些距离北京城隔省隔县，架天文镜也瞧不真切，诸如此类的自我感觉有毛病的文人，乱拍马屁，乱捧臭脚，乱表忠心，乱唱赞歌，乱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者，只是一心想被御用罢了。 说白了，就是幻想着皇帝打来电话，小车开到门外，一张大红请柬，恭请阁下进宫。金殿赐坐，引为上宾，成为经筵的侍讲，成为御用的笔杆；金榜留名，宠幸有加，成为穿黄马褂的作家，成为戴纱帽翅的诗人。从此，引导潮流，所向披靡，主宰文坛，领袖群伦；从此，荧屏露脸，媒体曝光，记者包围，网络追踪；从此，大众情人，风流倜傥，美女如云，追捧对象；从此，官方色彩，身价腾贵，帝王知己，无比荣光。 如果没有武则天，如果没有武则天非要嫁给李治，我们这位称得上御用文人之佼佼者，也许就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平安降落，享受离休高干待遇，作一名唐朝诗歌协会的名誉会长，或者，作一名唐朝诗朗诵之友会的终身理事，策马洛水，漫步长堤，或吟诗，或长啸，那该是多么安逸的后半辈子呀！然而，御用文人的悲剧，第一，悲剧在身不由己上，第二，悲剧在不知进退上，第三，悲剧在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上。你上官仪也不摸摸自己有几个脑袋，竟然要管李治和武则天的家务事，介入到宫廷斗争中去。这不是分明在找死么？ 李世民有若干儿子，独这个李治智商低，体质弱，能力差，属于难当重任的阿斗型接班人。但帝王家最高权力转换过程中，精明能干者，因锋芒毕露而常遭淘汰，凡平庸无能者，倒因表现平平而得到青睐。这个没什么本事，却如他老子一样好色的李治，还在当储君的时候，就被堪称“人精”的武则天给摆平了。《资治通鉴》载：“上(即高宗李治)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这一“悦”，李治就被武则天玩弄于股掌之上，一直到死。 按照汉民族的伦理观，武则天既是太宗的遗孀，就不可能成为高宗的老婆。这种逆伦的行径，是非常悖谬的，荒唐的，不耻于人类的。不过，唐代李姓帝王，胡汉混血，蛮风犹存，还未完全进化到中原文明的礼教程度。仍旧秉承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那种父死妻由子娶，兄死妇归弟纳的恶俗。至于，叔侄共奸，姐妹互夫的乱伦，更是不一而足。因此，武则天从唐太宗的床上，转移到唐高宗的床上，为两代人献身，也许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唐太宗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就曾经“蒸”过唐高祖李渊的爱妃。在古汉语中，“以下奸上曰‘蒸’”，李世民据此向其父告密，并随即发动了一次杀兄灭弟逼父的“玄武门之变”，夺得政权。所以，李治也好，王皇后也好，认为背着卧病在床的李世民，偷偷“蒸”一下武则天，无伤大雅。 “初，武后能屈身妨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册封皇后的诏书，既然是上官草拟的，那么，废掉皇后的诏书，高宗自然要派上官来草拟。这个上官仪，作为御用文人，与我们后来理解的御用文人，有相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地方。同的是这些人被御用的工具作用，不同的是上官仪还保留着更多的非御用的文人性情。第一，他无法拒绝高宗交办的这项案子。第二，上官仪虽御用文人可并不低三下四，虽体贴上意可并不无聊无耻，虽巴结讨好有之，但正直善良更有之。他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这一边反对皇后，而不是当骑墙派两边讨好。 上官说得干脆利落，那就把这个婆娘休了。高宗正在火头上，拍着御案说，朕也是这个意思。爱卿啊，你就起草这纸休书，送她回山西文水去。 武则天是何许人，能不布眼线于这个窝囊废的身边么？李治与上官还未密谋完，小报告早打过去了。“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书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我们这位大唐王朝第一御用文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这个怕老婆的家伙，尚未交锋，先竖白旗。尤其卑鄙可耻，出卖部属。这个废物皇帝背过脸去，厚颜无耻地嫁祸于人，就是这个上官教唆我，我才……我才……出此下策的呀！ 武则天能放过这个背后给她下刀子的上官仪吗？“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谋大逆。十二月，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 从此，发生了御用文人上官仪满门抄斩的悲剧以后，高宗李治基本上就是一个近似植物人的废物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