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最热爱的职业是教书。20年代初，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登记表”时，他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填写的是“劳动者教育”；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一栏他填写的是“教书”。 他总是对我说，既要教书，又要育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育人，他总是以他的精神来影响青年。 1927年1月，经蔡元培先生推荐，我祖父结束了七年的旅欧勤工俭学生活，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他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后，学校将我祖父的课程安排在大礼堂讲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熊雄与我祖父是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朋友，他闻知我祖父在中山大学任教，遂请我祖父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在上海、广州发生***右派和军阀屠杀***人的政变之后，武汉成为唯一的革命中心。祖父经香港来到武汉，继续利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武汉第四中山大学的讲台传播社会主义知识。 施复亮爷爷和夫人钟复光是我祖父、祖母的挚友，我家的常客。施奶奶当年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学员，我曾多次听她讲述她们女生队学员听我祖父讲课时的情形，她说，在操场上，你公公站在桌子上，用洪亮的声音给我们讲新的社会理论，同学们都爱听他讲演。 1931年初，祖父到北京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到北平的各个大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并因此被当局逮捕，经宋庆龄、蔡元培等先生鼎力营救才得以被释放。段君毅爷爷曾经多次对我说，我们那个时候最爱听你爷爷讲演，因为他最敢讲话，他的讲演切中时弊，为青年人指引方向。 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的游行队伍中，学生们看到我的祖父祖母走在他们的行列当中，深受鼓舞。师生一起迎着军警的大刀和高压水龙头昂首前进，他们身上的棉衣都结了一层冰甲。 在祖父去世前的那个春节，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朱穆之、刘导生、顾大椿等，将祝贺我祖父百龄寿诞的贺信送到他的身边。他们在信中说：“在为中华民族求生图存、坎坷救国的道路上，我们共同感受到中国***的影响与领导，同时也感受到您的教诲与支持。我们能够或迟或早地跟着中国***，沿着一条正确的方向，寻求救国的真理，探索人生的真谛，而后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各尽一份责任的道路上来，这与您还有其他几位老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祖父以他的言行影响了几代青年的成长。1948年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毕业生典礼大会。胡适校长发表讲话，他劝大家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要自我奋斗，争取做人上人。我祖父则对同学们说：“你们走入社会后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应该立志做人中人。” 一部分学生在祖父的影响下，先后参加了革命队伍。30多年后，师生们相聚，共同回忆起这段往事，学生请老师为他们题字，我祖父写道：“希望做社会主义的中坚分子，人民的勤务兵。” 1979年4月，五四运动60周年前夕，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女老师带着几名学生到家中采访我祖父。其中一名女学生跟我开玩笑说，我与你祖父是同学。我也开玩笑地向祖父报告说，这位同学说她是你的同学。祖父听后很郑重地说，我能够有你们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学感到十分骄傲。一句玩笑话变成了祖父对于青年人的期望，令大家备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也可见青年人在他心中之重要。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北京大学的学生找祖父探讨人生观问题。他讲述了五四青年的精神和他对于人生观的认识，勉励同学们要脚踏实地多学习一些知识，不可急功近利。谈话结束后他为北京大学学生题写了“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身”几个字。这是他对学生的嘱望，也是他一生的写照。祖父对于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并不满足，晚年，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公公的一生，爱国有心，但无成就”。 1948年，祖父曾在北京大学学生刊物上发表文章，纪念五四运动。他在文章中说：今日的中国青年，当然要并且已经跨越五四前进一步。我们不要追赶时代，为时代遗弃，而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是这样，今日纪念五四，才成为有意义的。 祖父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多次申请加入中国***。中国***在祖父89岁高龄时接受他成为一名党员，是对他一生的追求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