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租住的房子就在双榆树。这里紧邻着人民大学，再拐过去一点，就是中关村。每一天至少有8个小时，通行是极不顺畅的，从高处看，人群稠密得像一口淤滞的粘痰，使得整条马路患了慢性咽炎。机动车向车道两边扩张，汽笛声终日长鸣；自行车在各种障碍之间穿梭，然后绕成一团；公交站牌底下，人们都以比往日更为英勇的姿态拼命挤向窄小的车门，车窗就是橱窗，橱窗里人们像一块块生肉一样毫无光泽，沉默不言。 作为一个和消极情绪长期作斗争的人，我每一天总是在途径这里的某一时刻不得不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惆怅。如果是刚来北京，站在天桥上，在夜晚彩灯亮起时，我会以为我看到了滚滚红尘，可作为一个生活在此的人，我发现这些楼房、这些车、这些人全都脸色蜡黄，脑门上写着“不高兴”三个字，而这种情绪是会传染的，现在整个中国都不高兴。 就正如影片里的张慧领，他活跃在这片亚健康之地，开着一辆“京A”牌照的北京现代，从中关村南巡视到四通桥东，每天靠着负能量驱动。抓贼近两千，获表彰无数，可他的荣誉与痛苦在此消彼长，他和罪犯不是对立的，而是不理解，出于那颗永恒的良心，这种不理解是终身的。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说自己累啊。一副糟心相。 在许多城市感十足的电影纷纷将北京舔得窗明几净之后，《神探亨特张》用一种粗陋的方式将高楼大厦下面的破破烂烂给翻了出来，影片没有猛烈的报复和控诉，而是有些戏谑和散乱，我觉得这十分贴近生活，这就是我们感受到的漫无边际的惶恐，和永远停不下来的疲倦。 在双安商场下面的便道上，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小伙子在马路中央用手指着一位中年妇女，他瞪大了双眼，青筋暴露，像是要把对方吃了。中年妇女头戴纱巾，知识分子范儿十足地说，“你不要拿手指着我。”小伙子青筋更凸起了，喊道，“就指你了，怎么着？”然后该妇女又重复了一遍，“你不要拿手指着我。”小伙子又喊道，“就指你了，怎么着？”双方来来回回说了有7、8遍，我只好走开了，我觉得这番对话没有终点。 我们这个时代被一句口号给方了，它叫“我的地盘听我的”。于是所有人都开始认为自己在哪，哪就是自己的地盘。这倒无所谓，但有所谓的是，我们慢慢地就将别人的存在当作了一种冒犯，别人的做法不合心意，别人的观点与己不符，我们就会莫名其妙地勃然大怒。消费者开始逾越上帝的权限，小款们开始卸下牌照横着走路，老年人看不惯年轻人，年轻人容不下老年人。人人都一肚子不满，戾气横行。 我喜欢《神探亨特张》，愿意为它说好话，就是因为它原原本本地展现出了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祖国自行生产的大多数影片在追求一种轻松，看的时候却不怎么轻松，还有一些影片以沉重为噱头，看的时候也没多沉重。可是《神探亨特张》的那种嘈杂的带入感、现场感虽然不精致却让我觉得日常的不安被释放了一些。影片里最常出现的就是两个陌生人突然高声叫嚷、扭打起来，也搞不清愤怒打哪来，仿佛早就在心里恨透了对方。 影片并没有在完成一个道德命题，而是传达了一种潜藏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在中华民族五行缺德的年份里，对社会化人格的担忧实在是近乎于奢侈品，因为从成本转换上来讲，它带不来任何收益，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居然没有人对现状觉得奇怪，连搞艺术搞文化的都习以为常，拒绝开口，聊聊商业和风月，那真是一个欢乐到底的国度。 高群书说，这不是只属于双榆树的电影。我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最难治愈的传染病，致使我们提心吊胆地活着。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像张慧领一样，在长期被一个案犯的弟弟跟踪尾随之后，他选择了退一步，与其和解。治愈自己的生活，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同他人和解，与世界和解。 影片本身并不精彩，神探不够神，卡司不够大，节奏不紧张，情节不连贯。它肯定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期待。而且，警察怎么能够受到赞美，精英公知们怎么好意思出来现眼，这些可以预见的嘈点都没有遮掩，完全暴露。而那帮V字演员们的表演既假得不够端着，又好得不够出彩，十分尴尬，让人无处下嘴。 不过作为老六的银幕处女作，我觉得他很有潜力，在那张天生浩然正气的大脸下面，准确地流露出了疲惫感，就冲这个，他人生拿满66个影帝的夙愿就不遥远。影片里他身兼了字幕校对一职，把这看成一种呼应也没错，他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社会校对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