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亦即“攘外必先安内”，国内外史学界长期以来已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仍存在某种不足之处，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我们认为，“安内攘外”是***蒋介石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提出并形成的一种基本理论，这种理论包括具体政策理论和总体战略理论两个不同的层次。九一八事变以前，它主要是为当时的具体政策服务的，是一种剿共、消灭异己的理论。九一八事变以后，它则上升到总体战略的高度，成了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一切具体政策都是从它引申出来，并服从于它的。本文拟就这一理论的两个层次及其关系、特点加以论述，以进一步认识其发展和本质。 一 南京国民**自1927年4月成立后， 实行了一系列违背时代潮流的误国政策，包括对内和对外。在对内方面，为扩大地盘和建立专制独裁统治，极力推行反共灭共和剪除异己的内战政策，实施法西斯的特务政治、党化教育和封建的保甲制度，摧残民心民意，镇压各界人民的反抗和进步活动。在对外方面，以反苏亲帝为主旨，在与苏联断绝邦交的同时，千方百计寻求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当然，南京**在某些问题上与英、美和日本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妥协和让步则成了它对这些国家政策的本质特征。 1929年6、7月起，东北发生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兵戎相见。 这一年10 月28日，蒋在讨冯通电中说，他“奉党国之威灵，为主义而奋斗，讨贼戡乱，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一役”〔1〕。 当时蒋“安内”所要对付的“贼”和“乱”，无疑是指冯玉祥等***内的反蒋派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而“攘外”则主要针对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苏联，以及无定指的所谓“白色帝国主义”。这是蒋介石最早用“安内攘外”来概括***南京**的内外政策，其用意显然在于强调讨冯之役对于“安内攘外”的重要性，有利用当时由“废约运动”和中东路事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自己号召力的意味。 1931年春夏，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口实，在那里挑起了中村大尉事件、万宝山事件等一连串冲突，并造成朝鲜的排华风潮。同年5月， 广东反蒋派在广州成立了与南京相对峙的另一个***中央和国民**，形成宁粤分裂局面。正忙于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于7月23 日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说：“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当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可以看出，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蒋此时的“攘外”重心已逐渐向日本方面转移。但蒋接着又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2 〕也许有人会指出，蒋介石在此似乎已将“安内攘外”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总体战略原则了。不过我们认为，尽管当时东北的局势风诡云谲，中日关系险象环生，全国各界的救亡呼声增高，但“攘外”在蒋的心目中不占任何地位。他之所以提出“攘外应先安内”，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和决策，毋宁说是假借“攘外”的口号来争取全国舆论，以尽快实现其剿共、消灭异己的内战目标。因此，他在上述文告中声言：“必期于最短期内剿灭赤匪”，“赤匪有一日未灭，而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3〕； 不久又在另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内宣称：“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4〕 以上事实说明，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安内攘外”主要是一种剿共、消灭异己的理论，是为当时的具体政策服务的，并未上升到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总体战略的高度。由于“安内攘外”的理论色彩较淡，因而南京**的一切政策、举措都是赤裸裸的，缺乏隐蔽性。不消说，那时南京**在其内外政策中将目标侧重于在全国建立***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攘外必先安内”的主次内容实际上已存乎其中，只是尚处于朦胧状态，还没有形成一套较完备的理论形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