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期间，中美两国成了并肩作战的盟友。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合作充满着摩擦与冲突。蒋介石、史迪威矛盾便是这些摩擦与冲突的反映。蒋史矛盾自初发到终结，历时两载半，最终以史迪威被召回国得以解决。宋子文则以蒋介石驻美“私人代表”兼国民**外交部长的双重身份，自始至终介入了这一矛盾的全过程。正是他，成功地同美国方面接洽，使史迪威很快被派赴中国；也是他，每当蒋史矛盾激化时，都旗帜鲜明地站到蒋介石一边，出谋划策，迫使美方让步，并最终促成史迪威离华，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关 键 词】宋子文/蒋介石/史迪威/中美关系 一 史迪威奉命赴华，是中美联袂抗日的产物。“珍珠港事件”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孤军奋战4年多的中国，终于与美英等国走到一块，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国，这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事情。在随后的几天内，蒋介石多次召见盟国驻华大使和武官，建议盟国从速制定联合作战计划、成立联合指挥机构、缔结军事同盟协定，以便在军事上协同作战。（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3册〔以下简称《战时外交》(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1、52-53页。）12月16日，罗斯福复电蒋介石，建议由蒋介石在重庆召集中、美、英、苏、荷5国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注：《战时外交》(3)，第66页。）12月23日，中、美、英东亚军事会议在重庆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美国代表布列特少将和马格鲁德准将、英国代表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元帅与会。会议虽然因三方战略观点之分歧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毕竟迈出了中美协同作战的第一步。 随着远东战局的变化，对美外交在国民**整个战时外交中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蒋介石在建议盟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又一再电令驻美代表宋子文、驻美大使胡适就有关事宜与美国加紧洽商。宋子文随即与罗斯福、财政部长摩根索、陆军部长史汀生等军政要员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作为自己的驻美“私人代表”的地位尚嫌不够。就在中、美、英举行东亚军事会议的同一天，***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决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外交部长，常驻美国进行交涉。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议（代号“阿卡迪亚”），确定“先欧后亚”战略，并拟订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12月27日，罗斯福、丘吉尔会见了宋子文，向其表示邀请“中国高级中央人员驻美，与各友邦武官时时接触，协商全盘计划”。（注：《战时外交》(3)，第96页。）会上，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提议并坚持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于1942年1月1日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表明美国十分重视中国战场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 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根据“阿卡迪亚”会议的决定，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包括泰国、越南在内的中国战区，请蒋介石出任统帅，由中、美、英三国代表组成联合作战参谋部。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同意，并要求美国立即派遣代表赴华。1月3日，中国战区正式成立，意味着远东反法西斯联合指挥机构宣告成立。 美国一连串的友善举动，使蒋介石兴奋不已。他在日记中写到：“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地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15页。）为了加强中美之间的联系与合作，1月4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令其主动务请罗斯福派一名亲信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其阶级须在中将以上”。（注：《战时外交》(3)，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