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0年代，蒋介石已在巩固权力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在党内地位强化，为把这种“强化”移植到社会，有必要进行一场社会化的改造运动。 南京**内部一再发生政治倒蒋和军事倒蒋活动，对这类政治分赃，蒋介石并没有感到有多大的威胁。对他来说威胁最大的是：中国***的存在和1927年8月开始的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斗争。他需要军事“剿共”，也需要文化“围剿”和约束人们的行动。 新生活运动的兴起和主要内容 新生活运动源起江西南昌。1933年9月，南京**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面，出任总司令，指挥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北路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是顾祝同和陈诚，南路军总司令是当时正在闹半独立的陈济棠，西路军总司令是何键，后来增设的东路军总司令由蒋鼎文出任，其中担负主要进攻任务的是北路军。此次主要作战目标是位于赣南和闽西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由***具体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剿”的教训，唯恐部下作战不力，亲自上阵督战，设行营于南昌。 30年代的江西，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现代工业几乎为零，文化教育异常落后，市政建设破败不堪。如此落后和杂乱，从小生长在中国农村、熟悉国情的蒋介石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中国的落后由来已久，只是他也感到南昌实在是太破旧了一点，作为一国之君也觉得脸上无光。问题在于此次他不是一人来到南昌，还有宋美龄。宋氏生长在十里洋场，自幼到美国留学，无论是当时还是在后来，都证明宋美龄在美国留学并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知识，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可证明美国留学使得宋美龄洋化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宋和蒋结婚后也到过中国一些地方，在蒋介石前三次“围剿”南方红军时，宋美龄也时而到前线陪伴夫君。宋美龄对当时的南昌的破旧和杂乱的感想则和蒋介石不一样，按照西方贵族生活方式确定自己生活习惯、讲究服饰令外国富翁都吃惊的宋美龄，对南昌这一南方大都会的破旧感到相当意外。因此，她又重提过去已向蒋介石提过多次、但蒋不以为然的建议：开展全国性的社会风气改造运动，向西方的生活方式学习。蒋介石如果再不计较南昌的落后和杂乱的话，或者为落后辩解的话，就会显得土气和麻木，为洋化夫人所笑话。再说，蒋介石一连取得军事上压倒地方实力派和政治上限制汪精卫、胡汉民等非主流派的成功，“围剿”中共利用中共内部的左倾错误已有进展，此时也想开展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既可宣扬蒋记思想和理论，也可在国内树起讲礼义讲道德的新榜样，在国际上改变自己只知打内战、不会搞建设的形象。 蒋介石马上显出比夫人更厌恶落后和更主张社会改革，当即指示：“南昌市民污秽不堪，市容杂乱不堪。如此市风，何以为行营所在地？若让异域报道出去，不是丢尽了我们的脸面？自即日起，起草一个文件下达南昌所有机关、团体、商店、学校，必须整理内务，搞好清洁，改善环境，振奋精神。” 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一到，南昌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闻风而动，其态度之积极、工作之认真可想而知，立即在全市上下和周围地区行动起来，一时间南昌城内外到处都在进行表面的清扫垃圾、整顿市容、整理街面的工作。 1934年2月19日，南昌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址在科学馆附近的广场上，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会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论述了新生活运动的精义就是要在礼义廉耻的统率下，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他还介绍了自己从小所受到的严格训练，并转而说在南昌街头看到的一般市民生活和少年在街上吸烟行为，这是不懂礼节，不讲清洁，而这又是国家不能进步、社会混乱频仍的根源。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是国民要有知识与道德，要恢复中国古圣先贤所提倡的道德。新时代的人，绝对不随地吐痰，或走路抽烟，蓬头散发，帽子歪戴，扣子不扣，拖着鞋子。新生活运动就是要针对这种旧生活，使之根本改变过来。 他在另外的场合也说：“今欲以优美之艺术易其粗野卑陋之品性，化其争、盗、窃、乞之行为，固有待于‘礼义廉耻’之复张。然在此乱邪昏懦状态之下，社会秩序纷乱，邪说横行，人多沉迷陷溺，莫知所从，故施政施教，都如搏沙捕风，未易见效。若欲改善今日国民之生活，必自纠正乱邪昏懦、陷溺沉迷之风始。此新生活之所以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也。”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性的改良运动，而是一场统治者发动、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运动。南昌市民大会宣布的新生活口号和准则是：“守规矩、尚清洁、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