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外交，近年来已经成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诸如战时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旧有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对美英等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开拓，均已有不少论著问世，探究其中的缘由及曲折历程。（注：相关著作数量颇丰，大陆方面的代表作包括：陶文钊、杨奎松和王建朗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版）；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1996年版）；唐培吉主编：《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等。台湾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亦相当丰硕，包括：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印行）；王纲领：《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印行）；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年印行。）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战时外交的研究范畴，也认识到“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它既决定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的本身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于战时外交的研究仍然过多地“着眼于西方冲击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忽略了中国外交制度本身剧烈的变化及其对中外关系的影响。”（注：梁伯华：《近代中国外交的巨变——外交制度与中外关系的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序言。）对战时外交制度研究的欠缺当可视为“忽略”之一。人物研究在外交史研究中占据着较重要的地位，如顾维钧、宋子文等都有大量研究论著问世；但是作为中国战时外交最重要的决策者与参与者，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关系的研究却长期被冷落。这又是一种“忽略”。（注：有关蒋介石的著作海峡两岸均有大量问世。大陆方面较权威的有：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严如平：《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台湾已经出版的有关蒋介石的著作几乎可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但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1997年版）；蒋永敬：《蒋中正先生与抗日战争》（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版）。李敖：《蒋介石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87-1989年版）；黎东方：《蒋介石评传》（台北中央日报出版社1980年版）。这些作品中有关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关系的内容十分罕见，多数以蒋与政治、军事、人事等关系为主线。直接有关蒋介石与外交的专著目前笔者仅见两本，（台）史振鼎：《总统外交思想与实践》（阳明山三民主义研究所1966年印行）和陆卫明等著：《蒋介石的外交秘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者成书时间较早，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大，后者与大多数关于蒋介石的著作类似，内容引人入胜，但在扎实的史料运用与严肃的考据方面略嫌欠缺。而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有关蒋介石的著作中独树一帜，提出“人身外交”这一概念，给本文的写作以极大的启发。）本文意在结合这两方面的“忽略”，作一新的尝试。 一、制度与蒋介石的外交权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已兼任国民**行政院长，是国民**行政机关的最高首脑。抗战初起，“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几全系于蒋中正一人身上，在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在政为行政院院长；在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注：刘维开：《战时党政军统一指挥机构的设置与发展》，《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三届讨论会）》，抽印本，台北1996年版，第341页。）但根据1935年11月通过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而从12月开始中政会主席由汪精卫担任。（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7页。）在政方面，林森为国民**主席，虽然依据《国民**组织法》并不承担实际的政治责任，但即是中华民国的元首，能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法理上的地位崇隆。（注：《*****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