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阎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膝、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求才令》颁布于 建安 十九年（214年） 曹操 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陈平 岂笃行， 苏秦 岂守信邪？而 陈平 定汉业， 苏秦 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恩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求才令》颁布于 建安 二十二年（217年）八月。那时三国分立的形势已确立， 曹操 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令文曰：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 管仲 ，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 萧何 、曹参，县吏也， 韩信 、 陈平 负汗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 吴起 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 三晋 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 至德 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 以上三个《求才今》所以颁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一些人认为 曹操 所以下此三令，乃是为了打击自 东汉 以来专门拿封建道德相标榜的名士世族，所以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我们且列举一些 史料 看看 曹操 用人是否就不注重个人的道德呢？据《 后汉书 》卷81《独行传》： 王烈……以义行称…… 曹操 闻烈高名，遣征不至。 《 三国志 》卷16《郑恽传》： 郑恽……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 可见 曹操 用人不但重视德行，就是对于一般舆论也相当重视；而且 曹操 用人还有重德胜于重才的事例。如《 三国志 》卷12《崔琰传》： 琰尝荐 巨鹿 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 就是 曹操 给群下的教令中，也有更多强调德行的，如操为 丞相 后，曾给典管选举的东曹掾崔琰下教说： 君有 伯夷 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 可证 曹操 用人决不是只重才不重德，不能因有《求才三令》就片面地认为操代表 寒门 地主打击世族地主。实际上，作为名士世族的表率人物荀彧，也是“取士不以一揆，戯志才、 郭嘉 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操在《庚申令》中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可见 曹操 认为重德与重才须因时而异。当打天下时，为了减轻反对力量，壮大自己阵营，对于才智之士，需要努力罗致，所谓“文武并用，英雄毕力”。 曹操 之所以能获得世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共同支持，而扫灭群雄，其原因亦即在此。 我们如果要真正了解《求才三令》的用意，不能只从文句中去找，更需结合操的政治要求来探索。操的用人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当创业之时，操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不能不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以招致各种类型的人才，故其用人有高出其他群雄之处。现举出下面事例： （1）在某种情况下，能舍弃旧怨。例如操到 南阳 讨张绣，绣降而复叛，杀操一子一侄。但当绣再次投降时，操仍弃仇录用。又如 官渡 战前，陈琳为 袁绍 作檄辱骂操为“赘阉遗丑”。当时出身于阉宦之家，最为人所不齿，亦系操所最忌讳者。可是当袁氏败，操获琳，仍“爱其才而不咎”。 （2）在某种情况下，能用忠于故君、孝顺父母及对人崇尚信义之士。操南征 荆州 ，刘琮迎降，琮将文聘耻于不能为故君 刘表 保 全州 境，不肯出降，直到操军渡过汉水，聘始往降，仍啼嘘流涕。操为之怆然，曰：“卿真忠臣也”。厚礼待之，授聘兵。操为兗 州牧 时，张邈叛操，劫持操部下毕谌之母弟妻子。操今谌去，谌顿首，示无二心。可是谌出，即叛操而去。后操虏谌，众人皆为谌惧。操曰：“夫人孝于其亲，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仍以谌为鲁相。又如操在兗州，部将徐翕、毛晖叛操。及兗州定，翕、晖匿于臧霸所，操令 刘备 告霸斩送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违命，然王霸之君，可以义告，愿将军为之辞”。备以霸言白操，操叹息，谓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愿也。”乃皆以翕、晖为郡守。 （3）不隐瞒臣僚的密谋奇策，在一定情况下不轻易杀害不易驾驭的雄才。 赵翼 在其所著《廿二史劄记》卷7《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言：“荀彧、程昱为操划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 刘备 为 吕布 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 （4）较能放手起用降将及出身低微的人。史言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操部下的文臣武将，有不少是投降过来的。他们原来所投非主，操能重用之，他们自然感恩戴德，乐于为操效命。 （5）较能体谅部属的错误。操于 官渡 大败 袁绍 后，“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操这种做法，显然是效法 刘秀 “令反侧子自安”的故智。因为任何仁君贤主不可能让所有部属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自己。其中不少人是以安危祸福决定自己的动向的。只要在上者有作为，大多数人是愿意接受领导和做好工作的。然而非明智之主是不能做到这点的。这是操用人的可贵之处。 （6）较能鼓励臣下提反面意见。 建安 十一年（206年），操下令日：“治世御众……诫在面从，……吾充重任，每惧失中……自今以后，诸掾属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操将北征三郡乌桓时，诸将皆言：“今深入征之， 刘备 必说 刘表 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及操胜利归来，对以上谏阻自己的诸将，不但不如训斥，反而给以厚赏，对他们说：“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操这样做，为的是让臣下知道，只要肯进谏，不管对不对，都应受到称许，以此鼓励臣下敢提反面意见。 （7）比较长于因才授职。战乱之初，各军阀多得不到充足的粮食。操用枣祇、 韩浩 等议，兴办屯田，军粮供应，得以部分解决。这事后面再说。在挑选州郡长官方面，操所任人，亦多称职。例如钟繇在 关西 ，梁习在并州，苏则在金城，刘馥在扬州，杜畿在河东，郑浑在冯翊，均卓有建树。至于在军事方面，操之选将用人，尤为高明，留至下面谈做为军事家的 曹操 时，再行论及。 以上事例，说明 曹操 在收揽和使用人才方面，比较有度量和见识，证明他的成功并非侥幸。但是以上各种用人情况基本发生在操起兵讨伐 董卓 至平定关中这一段时间内。从此以后，三国分立的局面确定下来，操再往外扩张，已不大可能。于是他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内部，为建魏代汉做准备工作。与此相适应，操在用人和驾驭臣僚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剪除异己的措施，前一阶段是操艰苦创业的时期，故他能做到“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等到后一阶段三分局面确定之后，操便有计划地铲除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可疑人物，操之杀荀彧、崔琰、杨修等人，就是以上做法的具体体现。前已论及，操之《自明本志令》是向臣僚暗示其不得不代汉的信息，以令臣僚起而采取某些倡议行动。操的《求才三令》，自然也不可能不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第二次《求才令》中之所谓“进取”，不能只看做是要为操开疆辟土。事实上，操在西方，自动放弃了汉中；在东方对吴作战，操也未动用过大规模的兵力去争城夺地。所以他所说的“进取”，到了后一阶段，也包含了代汉为魏的内容。操在第三次《求才令》中所说的“负汗辱之名、有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无非是号召臣僚勿以舍弃衰汉为不忠不义及取讥惹辱之事。为此政治目的，操到后一阶段，不仅不“唯才是举”，而是要杀其臣僚中之有大才、大名望、大影响的人，上举杀荀彧、崔琰、杨修，亦有这方面的目的。荀彧才高望重，推荐的贤才、大臣多了，操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不能不悄悄地把他置之于死地。崔琰、毛玠对操选拔人才的贡献也很大，而且他们用人主张德才兼备，不尚虚名，提倡廉节，都与操用人标准相近似。可是操为魏王以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逼崔琰自杀了，把毛玠免了。杨修，是一个“颇有才策”、“为太祖所器重”的人。他曾为操“总知内外，事皆称意”。可是这样一个才能之士，到 建安 二十二年（217年），即下第三次《求才令》那年，也做了操的刀下之鬼。以上一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在前一个阶段， 曹操 “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故虽枭雄如 刘备 而不如害。至后一阶段，操为其嗣子代汉做准备，需芟除异己，所以连杨修这样才华外露的文人也被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