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上提到的韩国民主过程，与亚洲很多成功转型的国家一样，都是一个从威权转向民主，从混乱转向有序，从贪腐转向廉洁的过程，而这个动荡的过程中，也必定有着枭雄的崛起和沉沦。看《与犯罪的战争》的介绍和融合韩国转型期历史背景片头，都让我想起了香港电影《跛豪》，同样在一个贪腐的年代，在韩国和香港，都有黑帮巨头崛起，而他们在建立功业之后，也同样限于内斗，并最终在政治环境的变化中转向。一如杜琪峰的电影《黑社会》最后的结尾所言，看起来凶残而不可一世的香港黑社会们，面对政治上的老大哥势力也只能忍气吞声。 与香港黑帮电影常常流露的一种义薄云天的江湖气和刻意的耍酷不同，韩国的黑帮电影常常带着原生态的粗鲁和直白，甚至有些喜感。在《与犯罪的战争》中，崔翼贤身为一个小公务员，过着唯唯诺诺，欺软怕硬的生活，与同僚一起搞些受贿的事儿赚些外快。当然，在这个利益集团中，他是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小角色，在一次被迫出头的憋屈后，又因为一次意外的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冲突中，稀里糊涂的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个过程中的崔翼贤显得窝囊，无能，但是也表现着他的一些小智慧和小精明，更有小角色下隐忍的一种对命运的不甘和雄心，当这埋藏的雄心遇上同族的黑道老大崔炯培时，他的欲望与志向瞬间被点燃了。二崔的组合确实很互补，至少在他们早期合作如此，影片通过几场冲突和打斗，特别在一个俱乐部的争权夺利过程中，就把两人的性格特点和资源表现出来。崔炯培作为一路打出来的老大，为人狠而无情，出手重，不怕搞出大事儿，属于典型的流氓无产阶级领袖代表，但是只知道打打杀杀始终只能处于黑帮的初阶阶段。我们都知道，黑帮的高级阶段叫做上层洗白，黑白通吃，双线运作，如同《教父》中的迈克，始终寻思着将更多的生意合法化。在这个时候，崔翼贤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虽然是个小角色，但是熟知体制内的游戏规则，更知道如何打通其中关节，更何况在体制内隐忍已久，培养了能屈能伸的性格。于是，一个有拳头，一个有头脑，流氓有文化，文人有暴力，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组合就诞生了。 二崔的组合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化转型前的社会很有象征意义，一个腐败横生的社会下，官员和违法势力形成一个共同体，正如崔翼贤的角色，很难说他是前官员？黑帮骨干？还是官匪勾结的掮客？而在当时，正是这样的组合让多方受益，二崔只是其中的代表，剪灭多方势力，成为当地一霸，甚至还和日本黑道来来往往。这个路径和《跛豪》中，伍国豪的成就之路何其相似，他与雷老虎为代表的警界、政界势力一道，制造了香港历史上一个枭雄的时代。无论二崔，还是伍国豪，却又有相似的命运，那就是，贪腐横行的政治环境，为他们尽情的发挥犯罪能量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然而，过于依附于政治环境变化的事业总是危险的，我们常说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是背后势力的代理人，而在异化的政治环境中，黑道分子却更像背后政治势力的代理人，政客不方便做的生意，他们来做；政客不方便挣的钱，他们来挣；政客不方便杀的人，他们来杀，依附于政治，做事儿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倾覆之路也会很迅速，何况他们内部早已矛盾重重。与二崔相比，伍国豪实际上是个狠劲儿和智慧兼而有之的人物，但是自我膨胀之下，江湖气的帮派管理方式，加之亲人的背叛，最终让他走向失败。而对于二崔来说，两人行事方式的差异日渐显现，在一番打打杀杀后，崔翼贤希望建立秩序，按照规矩来行事，应该说，这种逐步洗白的方式更有生命力。而对于崔炯培来说，这种玩法是他陌生的，是他所不擅长的，看着曾经只是个他下面合伙人角色的家伙渐渐以有能量的姿态，在帮派自成体系，开始站在他头上时，崔炯培的反应是激进的。于是，羽翼尚未丰满的崔翼贤惨遭打击，只能与昔日仇敌合作以讨口饭吃。显然，攀附上了政治势力的事业会显得顺风顺水，这种高速发展下，个人膨胀和兄弟反目的事儿发生就不足为奇了，何况当他们依附的政治体系发生变化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香港有了廉政公署，韩国来了个“与犯罪的战争”，顿时，这些不可一世的大佬们与他们的势力灰飞烟灭，他们终究只是一群“脆弱”的大佬。在腐败的政治时期，他们成为官员牟利的同伴，在政治转型期，他们又成为官员表达革新决心，整肃政治环境的工具。崔翼贤并没有港式黑帮电影一般的义气云天的气魄，他哪怕得势之后，也谨小慎微。为了生存和家庭，他可以做出妥协，也可以出卖同伙，他显得很真实，哪怕成为了大哥，也依然是一种小人物的感觉，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得意，又有着适可而止的冷静。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最终生存了下来，延续着自己的事业，有机会享受儿孙满堂的幸福，而在他的内心，对被他出卖的崔炯培的内疚与恐惧，却依然萦绕在他的心头。你很难说崔翼贤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始终心系家庭，这似乎也是那个时代很多“坏人”的缩影，在贪腐的年代里，在环境的趋势下，“犯罪”的恶的意义被淡化，成为一种跟暴烈的职业而已。于是，太多人在低成本的司法惩戒环境下，走上犯罪道路，而为了有足够的金钱构筑关系网让他们远离司法惩戒，他们又不得不把犯罪事业搞得更大，渐渐侵蚀着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终于，不稳定的秩序导致了民怨，引发了政治变革，最终，这些“坏人”被严惩，形成了社会秩序新的稳定，而“坏人”们，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毁灭，或者如崔翼贤一般，隐忍的生活，留下一个个被后人不断传奇化的大佬人生。